瞎掰学术

    听说百度空间的最近被吹得很火，就去看了一下。说真的，还真有点喜欢它。它在功能上和其他博客没有多大分别，但我却看中它的两个特点，一、页面简洁，操作简单；二、速度快，稳定性高。其实，作为傻瓜式的博客，最看重的就是这两点。如果想要复杂的和多功能的，最好就是去学点dreamvever之类的东西，自己来做个网站算了。

    很多博客都在犯这个错误。可惜啊！

    所以，最近决定到那个百度空间的blog上多去去。尽量不要让它像这个地方一样，差不多都长草了。

    地址：http://hi.baidu.com/laowen008

    成功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盛行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通职员都渴望成功，不管他是否具备成功的潜质和条件。与此同时，比成功学更能误到芸芸众生的，则是他们的价值评判的混乱，人们日益看重眼前的所谓成功而往往不能从一个更长远的时间、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和周围的人和事。成功学的评价体系让人们变得越来越鼠目寸光，视野狭碍，事实上是在缩小自己的想象空间和智慧空间乃至生存空间。也许你经过长时期历练之后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但为了眼前的所谓成功，你捡小失大，丢掉西瓜而为拣到芝麻而沾沾自喜。

用历史的眼光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我们就能有许多重新发现。某些成功人士和成功事业，在当时可能煊赫一时，而多年之后当人们头脑更冷静的时候就发现，那些所谓的成功并没有多少高明，反而将人性的阴暗一面充分暴露无遗。如果在十年之内来衡量一个人或某件事，发现它是非常成功的，但如果在二十年之后再来看它们，就立马看到了它们丑陋、欺骗、愚蠢的真面目。这样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在历史上真是俯拾皆是。

时间让人们原形毕露，而时间构成了历史。在时间和历史面前，人们是无可逃避、无法掩饰的。因此，如果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当下的所作所为，去看待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情感，也许更能拨开迷雾，并心胸坦荡地去追逐梦想。

罗素说：

“历史学在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知识方面，是无可估价的；因为它表明了可以期待着人们在新的境遇之下怎样行动。许多赫赫有名的男人和女人在品格上是完全平凡的，而只是在他们的境遇上是特殊的。平凡的已婚妇女的行为，是密切受到精细的考虑所约束的。……然而也曾经有少数女人可以为所欲为，她们都是当政的女皇们。……她们大都谋害了或者监禁了她们的孩子，往往也还有她们的丈夫；几乎她们所有的人都有过数不清的情人。叶凯瑟琳大——这位北方的“Semiramis”（古代亚述人传说中的战争与爱情的女王），像是伏尔泰所称她的——在变得太老太胖的时候，还要支付给她的情人们庞大的薪金。”《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

2006-7-11

将罗素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真正的哲学大师相比，就会发现罗素在哲学上的造诣相对困乏。在纯粹的哲学领域，罗素难以堪称大师，但他肯定是一个悟性极高的思想大师、一个有创见的伟大智者，他在这方面的大师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罗素的纯粹哲学性著作虽然易懂但创获不多，而他那些以通俗性文字写成的思想随笔性著作却经常有闪光和动人之处。

罗素对历史研究不多，不是一个专门的历史学家（虽然他发表过几十篇关于历史的文章，并有三部历史专著，包括那本脍炙人口的《西方哲学史》），而更多是从思想、哲学等其他角度作为一个“外行”来看待历史。但这并不防碍他对历史的真知灼见。最近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素《论历史》一书时，我就经常为他的这类文字所打动，有时颇有酣畅淋漓之感，这在读历史书时是很少有的体验，尤其是读中国大多数历史学家人所喜欢写的历史考证著作。

此书中的第一篇文章《论历史》就是这样来结尾文章的，韵味无穷，余音缭绕：   

“历史学不止是对伟大人物的记录而已，不管是多么伟大；历史学的领域不只要讲人们的传记而且要讲人类的传记；要把各个世代的漫长的行列表现为只不过是一个连续生命体的不断流逝着的思想；要在所有的人都在其中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的这幕宏伟的戏剧的缓慢开展过程之中超越自己的盲目性和短促性。……

……历史学家的专业，就是要从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堆无关宏旨的细节之中抽绎出来这种品质。从埋藏着被涂了油的过去世代的热爱、希望和信仰的那些古书中，历史学家在我们的心中唤起了各种图像、各种高远的努力和勇敢的希望的图像，尽管它们也有失败和死亡，却由于他的精心照料而依然存活着，在一切都被人忘却之前，历史学家在每一个相续的时代里都必须重新撰写人类生命的墓志铭。

唯有过去才是真正实在的，而目前则只是一场苦痛的挣扎而已，它是要生长到那一去不返的永不变异的存在里面去的。只有死者才完全存在。活人的生命是支离破碎的、可疑的并且要服从于变化的；但是死者的生命却是完整的，不受时间之神这位几乎是全能之主的摆布的。他们的失败和成功、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他们的欢乐和苦痛，都已经成为了永恒——我们现在的种种努力都不能消灭它们的一丝一毫。种种烦忧早已埋进了坟墓，种种悲剧只留下一幅褪了色的记忆，种种热爱都已由死神的神圣的一触而成为了不朽——这些都有着一种威力、一种神奇、一种不受干扰的宁静，而没有一个现存的人是能够达到这一点的。

年复一年地，同志们逝去了，种种希望都证明了只是虚幻，理想消失了；青春的迷人国度变得更加遥远了，生活之路变得越发使人厌倦了；尘世的负担不断加重，直到辛劳和苦痛变成沉重得几乎无法忍受；欢乐从大地上各个疲惫的民族中间消逝了，未来的残暴统治消耗尽了人们的生机；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在凋谢，从一个正在死亡着的世界里凋谢，但是过去——它总是在吞噬着现在的那些转瞬即逝的产儿——却和普遍的死亡生存在一起；它稳步地、不可抗拒地给它那座由所有的时代建造起来的沉默的圣殿增添着新的纪念碑；每一桩伟大的事迹、每一个光辉的生命、每一种成就和每一次英勇的挫败，都在它那里面被奉为神圣。在“时间”的河岸上，人类各个世代的悲伤的行列正在缓慢地向着坟墓前进；只有到达“过去”的安静的国土，这场前进才告结束，疲惫的过客们才得到休息，他们的一切哭泣才会沉静。” 

这段话写得真好，单就看文字也是一流的，读来畅快又韵味幽深。在历史著作中很少能读到这种文字和这类表达。这似乎不象是历史著作，而是哲学性散文。这就是罗素的风格。

我喜欢那些读来首先让人感到畅快、悦、有无限意味的文字，然后才考虑这篇文章的其他因素。有时候，形式比内容重要，怎样表达和表达什么更为重要。罗色将两个方便结合得天衣无缝，所以高明。 

2006-7-2

上个月写的一稿子。扔了可惜，放到这里保存着先。

从海尔推出“中国芯”、海信推出“信芯”，到长虹最近推出“虹芯”，中国彩电整机企业的“造芯”运动逐渐形成主流浪潮。如果对这一现象追根溯源，可以窥视得到中国彩电企业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焦灼情状，也可以约摸得见它们今后数年之内的发展轨迹。

多年以来，中国早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市场和生产基地。但是，稍有点技术情结的国人经常抱怨说：高高兴兴把一台国产彩电抱回家，打开一看，里面的芯片几乎全是外国人做的！在某些时候，这甚至成为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典型遭受攻击。

传统CRT电视向平板电视升级换代的最近几年，缺乏核心技术已经给中国的彩电整机企业带来了切身的威胁。由于关键零部件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留给整机企业“发挥”的余地越来越少。整机企业的工作甚至被人如此描述：从国外这一个厂家拿来面板，从国外那一个厂家拿来芯片，自己生产一个外壳，把这两种东西装到一起，贴上自己的牌子就卖出去了。

制造环节越来越简单、省事，能挣的钱也就越来越微薄。目前，液晶面板占据了一台液晶电视总成本的60％-70％，芯片占据10％-20％，留给整机企业的只有10％-20％，还要用于生产、品牌、渠道等下游各个环节，最后获得的纯利润也就只能一台彩电几十元了。

怎样才能摆脱如此的窘境？

只能向上游进军。目前来看，中国彩电企业的主要进军路线集中于两个方向：其一、向关键元器件（主要是面板）进军，如上广电、京东方大建液晶面板生产线，创维等四家公司最近也开始筹资兴建液晶面板厂。其二、向集成电路方面进军，典型者如海信、长虹等“造芯”运动。

各个彩电整机企业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这两种路径也就为不同的企业所各自采用。但是，殊途而同归：它们都需要向上游要利润，并增加竞争优势。这将是今后数年之内中国彩电产业最基本的发展轨迹和演进逻辑。

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对中国彩电整机企业来说，都将是绝大的挑战。中国整机企业的优势在于其系统性较强、对市场有较好把握以及一定的资金优势，在芯片设计、面板技术和生产等方面向来较弱，它们必将因此要去承受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压力。是否能为此作好充分准备，事关成败。

在产业升级换代之际，向上游进军、寻求新的增长点已经成为中国彩电整机企业的“华山天险一条路”。核心技术的突破是一项长期、艰苦、循序渐进的事业。中国彩电企业已经迈出大步，这是令人欣喜的。有人在努力了，就有成功的可能。而如果能把事情做得更细致周全，成功的希望也就更大一些。

2006-3

在书店看到金克木老先生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做《书读完了》。这本书最近老是被一些书店放在很抢眼的地方隆重推荐，好像也还卖得不错。我现在对这类书基本上是不太买了，但对它的这个书名却很感兴趣，觉得似乎应该有些意味在里面，因为很少能有人敢于这么说。前两天在一份小报上看到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书评（在地铁上偶尔阅读到的），终于知道了这个书名的一点来历。

本世纪前期的某一天，陈寅恪去看望夏曾佑——就是写出了《中国古代史》的、作为近代史学开拓者之一那位老先生，夏曾佑对他感叹说，现在书都读完了，似乎甚是苦恼。陈寅恪当时觉得很奇怪，夏老师怎样会如此说话呢？夏曾佑说，你真是幸福啊，如果读完了中国书，还可以读外国书。陈寅恪懂得十几种语言，夏老师这么说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即使是中国的书，上下五千年，从古至今这么多书，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说把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呢？

大概当时陈寅恪还年轻，不能理解其中的玄妙之处。后来，陈寅恪年老的时候，对“书读完了”这个观点很有感悟。好像他给初的理由大致是：至少是对于中国的书来说，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所有这些书的根源不外乎源是于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老庄、《史记》和《资治通鉴》、《文选》等几部书，其他的书大都是从这些书中脱胎出来，在其他的书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也就是说，读中国书，要是能认真读完这几部书，就是把所有中国书的根本抓主了，也就把是中国所有的书读了一个大概。

好像陈寅恪曾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金克木则以此为一本书的题目。金克木也是国学大师，应该是阅书无数，对“书读完了”这个观点想来是有切身感受才会这样做的吧。

这种现象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现在还没有足够资历去评价。

我没看过金克木的这本书，也没看过陈寅恪的文章。“书读完了”这个观点很新颖别致，陈寅恪的解释听说上也很有些道理，但我还是觉得除了那几本“书之根源”的最经典著作之外，还是有太多的书值得一读了。就今天的我来说，还不能理解这句话、这种感慨的真意。但是，在我想象之中，能发出这种感慨的人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如果是我，我就会觉得这种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觉得可读、应读的书真是太多了，从古至今的好书是非常丰富的。有时候，那么多的书对我甚至构成了一种压力，觉得有这么多好书、这么多知识和智慧，要是不争取时间去阅读，岂不损失太大了？古今中外有这么多的知识和智慧，如果我连其中极小的一部分都没获得，岂不是世界上很愚昧无知的一个人？我总是想尽快、尽多地去读完那些书，以至于有些时候觉得大量的书的存在对我是一种生存的压力。

我现在的藏书大概也有几千册了。看着两面墙壁的书架上都堆满了书，有时候觉得兴奋、幸福和成就感，有时候却感到压力、沮丧、羞愧——即使是这一点书我都还没有来得及读完，何况是图书馆里、书店里那么多的书呢？我怎么时候才能把这个世界留下来的精华、那些值得一读的书都读完呢？即使不能读完也应该读个大概吧！否则怎么能称得上是一个爱书之人、一个热爱知识和智慧之人呢？

如果有一天我也能拥有“书读完了”的感觉，那一定是我难以形容的最为幸福的境地！

有时候我还在想，我这一生的追求不外乎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理解就是旅游）”，再思考点问题、写点小文章，如此而已。现在所疲于奔命的，其实只是为它们做准备。有时候想想，如果能够到处旅游，在旅游中读读书、拍拍照片，观察、思考、纪行纪言，那该是多美妙的生活！所以，要是能在愉悦之中把书都读完了，就是幸福的终结之点了——此时，生存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2006-4-14

    今天下午，终于在淘宝网上开出了一个网店。我来迟了，如果是在2004年以前就在网上开店，那可能还是开店挣钱的好机会。但是，电子商务的前景是如此的具有诱惑，我还是在慌乱之中加入进来了——不是盯着眼前的挣钱与否，而是寻找一个最简便、最低成本、最适合我来操作的切入电子商务的方式，寻找一种热爱它的方式，并着眼于它的光辉前景。

    店面开出来之后，在淘宝网的个人空间上写下了如下的自我介绍：

在这个四月依然凉风习习的下午，我的淘宝网店——迪斯尼专卖店终于开出来了。这是2006年4月13日的下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不是一件什么繁重的工作，但于我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今后，我将从一个电子商务的应用者和消费者，转变成为一个电子商务的经营者和开拓者。几年以来，我对电子商务一直有着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向往。我研究它，应用它（在网上买了不少东西），了解了不少道理，但却一直徘徊在它的外面，今天终于是走进它的内部了。这种微妙的改变之中蕴育着一种力量、一种希冀。

从理论上来说，电子商务必然是整个世界的商业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商业环节都将会通过电子商务来实现——有专家预测说，2010年中国商业交易中40％的交易额将通过电子商务来实现。虽然今天的多数市民仍然习惯于到大卖场、百货商店、专卖店等等地方去购物和消费，但今后她们必然将会更多地以电子商务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否则他们将羞愧地感觉到他们确实是落伍了。我不想成为落伍者，而是要成为开拓者。所以，我为今天的行动感到高兴和自豪——而不是象一般庸人所认为的那样，开个网上小店是找不到好工作而迫不得已的退路，因此应该难于启齿，或者羞羞答答。

我会努力去经营我的淘宝网店，那可能会很让人绞尽脑汁，会很辛苦，也可能会失败。但无论如何，在努力的付出之后，我会将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充满愉快、温暖和智慧的旅行。我会把这个过程、这次旅行记录在这个“个人空间”里，和来到这里的各位朋友一起分享。

让上帝也祝愿电子商务和各位网商朋友都一路走好！

2006-4-13

    写史书、读史书有多个层次（也可以称为多种方法、多种视角、多种期待），我以为主要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考史，即考证历史，是把某些历史事实考证清楚，把历史的最真实、最客观的信息弄清楚。这是释史、用史、读史等一切有关历史的基础。如果最基本的信息都弄错了，那么在这基础之上的探讨就都失去正确的基础和可能性。但是，这种工作必然是枯燥乏味的，是不能带任何主观色彩、任何先入为主的理论和观念、不能有任何感情成分在里面的，这也必然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工作，不仅需要大量查阅各种资料，还需要细致、认真地去对比、互证、辨析。辛辛苦苦获得一个结论之后也还不能下得太死，否则发现新的史料就很可能把你的结论推翻调。这是特别注重史料的研究方法，而史料本身又必须是经过考订的。它的研究范畴也很广，从最基本的某个地名考证和某种名物考证、某人的生卒年月考、某事的发生年月考、某事的前因后果考等，到某人的生平事迹考、某事的历史演变考等，如孟森的清初三大案考。它可以写成单独一篇很小的文章，也可以写成一部大著作，如王国维关于远古时代先王的考证文章、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等。另外，考证是一总研究的方法，也成为一种写作的方法，有着一些写作学上的特征，比如：文章大量引用直接材料、甚至以材料互证为主等。它基本的行文风格就是不断考订、比证。谁能获得更丰富的、更新的、独家的材料，谁的成就可能就更大一些，比如，胡适因为有特殊的便利在海外发现了《红楼梦》的新材料而在红学研究上得以独树一帜。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尤其是历史研究偏向专精一途的时候，考证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方法。诚然，王国维、钱穆、陈寅恪等诸大师在这方面建树很多，但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历史书基本上只适合于历史研究人员看，有的历史系的学生也不爱看或者看不懂，普通的历史学爱好者更是难以阅读，一般读者更是不关心了。这是它的弊病之处。所以，我觉得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应该不要太多，尤其是古代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已经被考证得比较清楚的时候。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后人所充分应用开去，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不要每一个研究历史。不应该让研究历史、喜欢历史的人都要重新去考证一遍那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而是在前人正确考证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否则就会有太多的重复性劳动。比如说，钱穆写过一本《史记地名考》，后来人们研究到这一问题时就可以直接拿来用就是了，不必每一个应用到《史记》的人都要再费功夫去考证一番。

第二个层次，是释史，是对历史事实进行解释、分析，提出观点。它带有从现时去重新看待历史的意味。它常用的方法和行文风格是叙述（可以象小说一样叙述）、分析（可以象说理、论证文章一样分析）。它的着眼点一般比较高，不会拘泥在一个很小的、很具体的细节上的考究，所提出的问题一般显得有些空疏，比如某朝的某种制度的得失等等。因为是从现在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历史，大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和理念做支撑。也因此，由于每个人所依据的理论、理念和研究视角的不同，所得出的研究结果和结论也就不同。它们自成一说，都可以算得上是看待历史的一种角度、方法和结论，但却很难说谁的研究结果是真理，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这是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所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去研究历史，只要自成一说），也是其最大的危险所在。用这种研究方法写出的历史著作，很容易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为废品。比较优秀的历史学家，还能完全根据历史资料去推论出某种结论，象写新闻一样“用事实说话”，差一点的学者则经常把某种理论套用在历史资料上，选择对自己有用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并依据这些选择偏颇、解释失真的资料来编写历史书，这其实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比如，在阶级分析方法泛滥的时代，很多学者就简单地按照人类社会五步走的分析方法来把中国历史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接受的都是这种历史分法，现在看来这种分法极其荒谬。另比如说，以前把中国古代的历史描写成一部农民起义史，现在看来也是极为可笑的。当阶级分析方法泛滥的时候，这种研究方法也非常盛行，走到极端，至今仍是祸害。而在最近几年中，外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的历史著作大量引进，并迅速风行，从学术界到畅销书界都成为最流行、最经典的历史著作，则是释史方法流行起来的另外一段。使用这种方法最娴熟的经典历史学家可能要算黄仁宇、史景迁等近段时间最流行的历史学家了。这些外国学者都有比较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比如史景迁的年鉴学派的方法、重视细节、喜欢采用讲故事的方法等等，而且大都还能根据历史事实，所以比较成功，在国内新得新颖而大受吹捧。但是，有时候读多了也觉得他们的主观成分过于强烈，太过于按照现代人的制度、想法和思维方式去要求于古代，他们有些象小说一样的叙述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史实、还是虚构的故事。释史的历史著作可以写得文采飞扬、引人入胜，但不可信的成分也很大。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功用是借古鉴今，这种方法最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如果说考史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为了追求历史的绝对真实，释史则基本上是学者们为了追求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因此，考史得出的结论大都能成为绝对的真理，经久不变，而释史得出的结论则基本上只能是相对的真理，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显示出它的不足。考史多为专精一派所采用，释史多为博通一派所采用；考史容易流弊于琐碎，释史则容易流弊于空疏。从趋势上来看，释史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是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应该从事的工作，毕竟研究历史的最主要目的是在正确梳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让今人看透历史发展规律，探究历史真理和历史智慧，指引现在和未来，减少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失误率。作为普通读者，花最多时来阅读的，也应该是释史类著作。

第三个层次，则是用史，是把历史资料整理成为一种现实中具体可用的知识、工具，甚至成为一种培训的材料，用于升官发财、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等目的。比如说，市面上很流行的向历史学管理、学经商、学做官等类书籍，基本上都是如此。如果说采用考史、释史两种方法的学者还称得上是历史学家，用用史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人则基本上不能称为历史学家，而只能称为历史知识还比较丰富的专业写手，简称“历史写手”。如果说前两种历史学家基本上都是为了追求真理，那么“历史写手”则基本上不为真理所动，而是让历史知识简单、直接地为现实所用，对现实有用的资料才进入它的“历史著作”，其他的则不在他的历史范畴之内。这其实是对历史的某种断章取义。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庸俗化解读。但现在，这种所谓的“历史著作”非常之多，读它们的更多是一般的读者，甚至是教育程度不高的读者（考史、释史的历史著作的读者主要是专业读者或者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读者）。他们读这种历史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握历史、追求历史真理和历史智慧，而是为了应付当下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但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将历史著作从专家那里带到普通民众中间。在这一点上，它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市场需求的。只不过，随意的断章取义使得很多这类著作大都和真正的历史相距甚远，而单纯变成了某个学者的某种思想的简单、粗浅的阐述，历史只不过是他的“资料”和例证。这种书最容易写，所以写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李宗吾的《厚黑学》系列其实也算是这种书，只不过因他较有深度和读到见解，还值得一读，且有较大影响力。其他的如《向曾国藩学智慧》、《读三国学管理》（虚拟的书名，内容大抵类似）之类书泛滥成灾，但大多一两年之内就成为废纸，然后另外一批同类性质的废纸又紧接着出炉。大师级学者写的这类书，可能还让我能从中获得一些思想的启发，比如，许倬云写的《从历史看管理》还有些深度，一般的“历史写手”写的书则大都没有可看之处。我基本上不读这类历史书。有时候为了工作的需要，又和兴趣相关，也被迫看一点，这时，只能承认自己是在堕落。

2006-3-31

 
      中学读历史课本，觉得太平天国是一次伟大革命。后来渐渐多读了点书，反倒觉得要是太平天国真的能推翻了清朝，由洪秀全那帮人来统治中国，可能中国此后的境况会比清朝更差，因此也就越来越不喜欢太平天国了，虽然其中的某些人确实堪称英雄。

最近看到钱穆对太平天国的评论，觉得很是好玩。钱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拥护者，自然对太平天国这类“没文化”的事情大加贬低，但他看问题的角度确实是非常独特而好玩。至少他让人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一种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有些农民起义比当时腐败的政治统治在本质上更为反动。此前，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一类的东西）被描述成为一部农民起义的历史，这才是对历史最大的歪曲。

钱穆的观点实在好玩，抄录如下：

“嘉庆年间，一次次变乱不停，以后又激出太平天国。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不太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他们比较像样的是军制，但始终未觉悟到水师之重要。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大抵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了。第一论国名，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立一个国家而号称天国的呢？这是他们对西方耶教一种浅陋的知识之暴露。再加上太平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他们的下意识，似乎是受此影响，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之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辛亥革命，国号中华民国，这因革命党里有了读书人，所以不同了。而且洪杨一出来就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他们自南京内讧以后，杨秀清杀了，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号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称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就是满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正因满洲人初兴，便能用中国知识分子，而洪扬集团则不能。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这些官名，太可笑了。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单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近代的中国人，正也在想把中国全部历史推翻了，所以更多对太平天国抱同情。但话要说回来，太平天国是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也就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了湘军与淮军，便逼出满清政府以后之变法。”（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P.149）

2006-3-27

人的虚荣心了无之境，古来如此。很多词语就是在虚荣心的作祟之下才得以诞生，象“皇帝”此等词语的诞生更显出秦王嬴政的虚荣心大得无边。

战国以前，人主最高的尊号是“王”（比如周朝的国君就称为“文王”、“武王”等），天神的最高尊号是“帝”。自从诸侯称王之后，“王”已失去了最高的地位，于是把“帝”拉下来代替，而别以本有光大之义的“皇”字称最高的天神。但自从东西帝之议起，“帝”在人间，又失去了最高的地位。很自然的办法，是把“皇”字又挪下来。秦国的神话里就有天皇、地皇、泰皇，而以泰皇为最贵。

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华夏之后，睥睨古今、踌躇满志之余，觉得一切旧有的君主尊号都不再适用于他了。他在那新帝国成立的诏书中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国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在这种情况下，宰相李斯等上奏以“泰皇”作为尊号。但嬴政不喜欢这旧套，把“泰”字去掉，添上“帝”字，合成“皇帝”（显然，这样合成之后当然比原先的“泰皇”要高贵得多，因为可以合并天上地下最高的尊号，功盖古今，统一天上地下）。他又废除周代通行的谥法（于君主死后，按其行为，追加名号，有褒有贬的），自称为“始皇帝”，预定后世记数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至千万世，传之不穷”。

嬴政的野心确实极大，图谋也不雄伟。可惜的是，虽然后来的华夏国君都依照他的榜样自称为“皇帝”，但因为暴虐统治，秦国到二世皇帝的时候就被起义军灭了，秦国仅存1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大一统国家。

嬴政希望他长生不老，可以永世为“皇帝”。又希望他的子孙后代能将“皇帝”之位传之千万世，但却成为寿命最短的帝皇之家，这无疑也是历史的一大嘲讽。

我对嬴政的智慧谋术、励精图治甚感佩服，但对他的穷兵黩武、暴虐统治反感至极。

（张荫麟《中国史纲》P.145）

2006-3-20

《老子》一书的作者（有人认为是老子，但多不确切）和庄子都喜欢讲一个“道”字，因此后世就称他们为“道家”。
    庄子否认有一个世界的独裁者，以为宇宙间的事物都是遵循着一定的法则，自然而然。它提出一个无形无质、不动不变、不可摹状、“玄之又玄”的“道”，以为天地万物的原始。

另外，庄子和他这一派的学者都喜欢借神话中的皇帝的口吻来发表自己的思想，因此后人对他们就有“黄老”之称。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喜欢借助“黄帝”的口吻呢？这其中有什么理由吗？黄帝和它的“道”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还是值得今后去考究的。
    （张荫麟《中国史纲》P.133）

2006-3-20

    西方人和日本人曾把中国叫做“支那”。近读史书，发现“支那”两字的由来，缘于秦朝的扩张。
    早在公元前1000左右，中国（当时确切的说应该叫做“诸夏”）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所谓“中外关系”就已经产生。在周代，有许多有时反叛有时又臣服的具有国家雏形的游牧民族，如西戎、北狄之类。中国最古的史籍如《尚书》，还是把它们称呼为“国”。在国与国之间，自然有贸易往来，也会有冲突和战争。比如，春秋时代，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部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漠北，以后史书又称它们为匈奴。到秦始皇时代，却退匈奴，迫其西迁。汉武帝又穷追猛打，匈奴就逐步渗入中亚、西亚和欧洲。在被迫西迁的过程中，匈奴人也就把秦的威名到处远播，使西方人认为秦即是中国的国号，甚至汉朝取代秦朝之后的一段时期之内，西方人还是把汉人成秦人。根据史地学家的考证，“支那”就是“秦”的对音。“支那”一词由此而来。
    注释《资治通鉴》的宋代学者胡三省也持这种看法。
    也有人认为“支那”是“楚”的对音，但理由不够充分。因为，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走入西方，主要通过今天的所谓丝绸之路，而不是楚（春秋时楚国包括今天湖北、湖南、江浙和河南一部分）。从最一般的推理来说，从西北而来的游牧民族不会舍近图远，不走陆路而走江湖之区。因此，多数学者主张“支那”即“秦”这一说。
    （《学史入门》P.157，中华书局）

2006-2-27

    1799年，中国大清王朝最后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乾隆皇帝（1711-1799年）驾崩。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1732-1799年）也在同一年去世。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可以知道，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大相径庭：华盛顿为美国后来成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国度奠定了从理念到体制等各方面的基础，而乾隆则一生得意于自己“十全老人”的功绩，清朝在乾隆死后彻底衰落，并在40年之后开始被西方枪炮和文明大举入侵。
    与他们同时代的，还有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他在《国富论》中写到：“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合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多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广众的情形，和近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的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转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P.232）
    亚当.斯密所说的“停滞”虽然不完全正确，但这并不影响他这一观察角度的深刻性。虽然乾隆时代的繁荣程度比马可.波罗到来的元朝高出很多，但在法律、制度、社会组织系统等方面其实变化不大。
    1368年，当朱元璋正在为自己刚刚打下的大明王朝绞尽脑汁怎样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复兴已经开始从意大利蔓延开去，人本主义已经兴起。事实上，从那时候起，中国就开始变得落后下去。虽然明清时期也有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繁荣时期，但在趋势上中国已经落后了，因为明清时期的盛世更多得益于历史机会（比如战后的社会复苏、人口增加等），而不是制度和社会系统带来的推动力。因此，这种繁荣经常稍纵即逝（相对于数千年历史来说，几十年的盛世实在是很短暂的），它缺乏长久繁荣的体制、机制性基础和动力。
    如果按黄仁宇的说法，把汉朝看作中华的第一帝国，唐宋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那么，第一帝国则是中国的上升期，第二帝国是强盛期，第三帝国则是衰落期，此后的人民共和国则是另外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明清第三帝国时期，在制度、体制等方面，和唐宋相比其实创新不多。朱元璋的废宰相等作法，当时是加强了统治，但在制度和体制上是一种倒退。雍正皇帝设置军机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特务统治，成为影响清朝统治的关键性制度，而此时西方的历史发展方向则是导向民主、摈弃中央集权。
    如果没有在制度、体制根基上建立一套更趋向未来的社会系统，表面的繁荣经常是短暂的，甚至很容易陷虚假的繁荣的难看境地。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律，也是一个教训。

2006-2-25

    对于中国史与西洋史的不同，钱穆的这一比喻颇有创见。他说：“西洋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不同。”（《中国历史研究法》P.3）
    钱穆认为：“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个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之后有罗马相比。”当然，中国历史也是有变动性的，只不过是，“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
    中国历史和西洋历史的不同，多有争论。钱穆的看法不一定准确，却说得简练而别致，这个比喻更见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洞见和才气，不愧为一代史学大师。

    2006-2-19

写史书所需要花费的功夫和时间，远为科学、文学、哲学等其他科目所能比。史书似乎是靠年龄和勤奋累积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严耕望（钱穆最得意的弟子、长于制度史和人文地理领域的历史学家）的下面两段大白话可谓至上真理：

“有青年大文学家大科学家，但没有青年大史学家，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而且要身心健康。”

“有些学术园地，尚可半凭天才，史学则十之八九要靠努力，所以，国际上，历史上，有极有名的年轻科学家、文学家，但不见有一位很年轻的大史学家，因为史学必须要经过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始可能做得到，没有远大志气，如何能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治史三书》）

这几天翻阅了中国历史名著的一些简介，发现它们大都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煎熬之后才能得以问世，有些史学家甚至一身的心血就只为了某一本书，那书的诞生和那人的一生都充满坎坷艰辛。仔细想来，着实感动了一番。以前对此等问题倒没有多大感触。

中国史书中最优秀者，首推两位司马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它们问世颇多坎坷世人皆知。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容易，多数人的失败在于不能坚持。两位司马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一生的坚持和投入——只为了一部大书，尤其是在困顿落寞的时刻仍能坚持。

司马迁一生有两项重要事业：造历和修史。汉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完成了《太初历》，同时开始写作《史记》。当时他是太史令（前108年开始接任其父司马谈的职位），是一个主管文史资料和天文历法（而非修书）的史官。但是，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即天汉3年（前98年），“李陵案”发生，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好话而被处以宫刑。当时他已是48岁，《史记》的全部工作则还在“草创未就”的阶段。

宫刑即是被阉割，这是一种残酷而令人感到极受侮辱的处罚，司马迁自然很受打击，据说他曾经很想自杀，只是想到没有写完的《史记》就隐忍了下来。他后来在给朋友任安的回信中诉说当时心情时说：“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报任安书》）后来，可能汉武帝自己也后悔了，就把司马迁从牢狱中放出来，并在太始元年（前96年）让司马迁任中书令。想必这2年当中司马迁是极度痛苦之中度过的。

中书令是相当于宫廷秘书的一个职务，这个职务表面上比太史令高，但只能有宦官担任。因此，后来司马迁一直背负着很大的耻辱和愤懑在写作，4年之后终于完成《史记》。司马迁最后的岁月是以一个太监的方式度过的，《史记》最后也是在一个太监手里完成的。

从元封3年（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资料、准备写作，到太始4年（前93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花费了16年的时间。另外，在此之前，他有18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漫游，并从事扈从、奉使等工作，尤其是漫游，成为《史记》很重要的一个资料来源。算上这段时间，《史记》的完成耗费了34年的时间。此时司马迁已是53岁的老人。他大概还活了6年左右的时间，在60岁左右就死了（前87年）。《史记》可谓由司马迁一生的心血所铸成。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也颇多艰辛。司马光出生官僚家庭，20岁就中了进士，后来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司马光自幼好历史，到宋英宗时终于获得朝廷的肯定让其史才有了发挥的余地。治平三年（1066年），他获权设置史局，找了好几个助手，开始写《资治通鉴》。每写完一部分，就呈给皇帝看，很受皇帝器重，想比他的工作也很开心但是，3年之后，新皇帝宋神宗在熙宁二年（1069年）采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很多人都起来反对（他们被叫做守旧派官僚），包括苏轼等人，而司马光反对最为激烈。随后，司马光被下放，以判西京御史台的名义，退居洛阳。他在洛阳一“隐居”就是15年，郁郁不得志。

幸好，他还能带着他的史局，还能专心著作。《通鉴》主要正是在司马光被贬谪的这段时间中写成的。到元封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全部写成，前后共用了19年的时间。另外，除了正史之外，他所参阅的杂史诸书，前后共计220种之多；初稿累积，充满了两间屋子，可见其所用功力之大。

再后来，新皇帝宋哲宗上台，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被召回朝廷，任宰相，但不久他就过世了。司马光当宰相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去，很大一部分原因好像是为了发泄当年被贬谪之恨。但是，《资治通鉴》的写作和他当宰相没有任何关系（没能利用职务之便），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否则《通鉴》可能会带上更多的统治者的“官方”色彩。

史书上说，司马光七岁时就能讲说《左传》的要旨。他自己则说：“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及老，嗜之不倦。”（《进资治通鉴表》）有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尝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司马光对历史的爱好和理想也同样令人感奋！

还有更多同样的故事，也颇为感人。比如，南宋的李涛写《续资治通鉴长编》，前后共花了40年，一生最好的时光都耗费进去了，用力之大令人钦佩。周密《葵辛杂识》记载其著书情况说：“做木厨十枚，每厨做抽替匣二十枚，每枚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后集》）

又如，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任事的夏燮，因为不满于官修《明史》的破多失真，决意另撰一部明史，倾一生精力写成《明通鉴》100卷，“参证群书，考其异同”，费时20多年。

倾注一生来做某一件事，看似简单，却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尤其是在故纸堆中去撰著史书这等枯燥单调之事，更需要常人所无的勇气和毅力。无论结果如何，其精神令人感佩。我现在对于这种事情特别有感触。多数普通人的一生毫无光彩可言，其根本就在于缺乏这等勇气和毅力。如果有了这等勇气和毅力，即使结果不算很成功，其过程也属非常光彩。

1960年代，钱穆在一次演讲中说：“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功夫实在是很短。”在演讲结束时他又说：“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又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便是我这番演讲的莫大收获了。”（《中国历史研究法》）

我不知道那一次演讲之后，到底有多少人能把自己的一生“献”出来，给中国史学，或者其他？

2006-2-19

6日，过年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下午开会，照例是一堆废话。每次开会，我都觉得自己又老去了一些——浪费生命！经常在想，什么时候才能逃脱这种会议呢？

领导又说今后要一周开两次会，周一下午和周五下午。晕倒！我激烈反对，但据说是北京的更大的领导确定了的，所以反对自然无效。只好争取到把会议时间缩短一些。

作为一个还比较有职业感的员工，我觉得单位的会议应该参加，随便找个接口就躲避开会，我会受到职业感的谴责。但是如果照例去开会，很听话，看上去很是“三好学生”，在内心里又觉得很难过，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听一些没用的噪音，吐一些没用的唾沫，就浪费了一个下午，如此而已！这就是矛盾。解决的办法就只能等着领导提高开会效率和水平，这又是何其之难。困惑！

当管理者没有找到更本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只能在形式上多下功夫，多开会在这时候就被派上了用场。因为这是最简便的办法，也是最能被更高的领导看得见、并可以作为管理成绩上报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各级管理层的提高成绩是有利的，只是苦了黎民百姓。

想起这些，颇生郁闷！

只好更加怀念绍兴和杭州了。过年的时候在绍兴和杭州住了两天。这真是两个好地方。国内去过不少城市，还是觉得绍兴和杭州是最适合居住、生活的地方。在绍兴，感觉随处就可以和名人、大师级人物在一起，从鲁迅、蔡元培到徐文长、秋瑾等等，随便可以看到他们的故居，感受他们遗留下来的气息，好像我们曾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绍兴的街道到很干净，不拥挤，很多市民还像农民一般淳朴。在杭州西湖边，随处就是美景，或者历史人文景观，即使再没有文化的人到了这里也都觉得自己好像沾染上了一些文化的味道。在这种地方，才知道什么叫做人的生活，什么叫做生活的品味。怀念它们！

2006-2-6